■ 1970年,周恩來、鄧穎超和身邊工作人員合影。第一排左一為趙颼左五為時任中辦警衛處副處長兼中央警衛團政委楊德中,第二排右一為高振普◆ 徐天
  1975年的一天下午,北京解放軍305醫院一層西側的周恩來病房。
  周恩來望著坐在床邊軟椅上的鄧穎超,忽然開口說:“我肚子里有很多很多話沒和你講。”鄧穎超看著他的眼睛,語調深沉地說:“我也有很多的話沒給你講。”
  兩人沒再說話,只是對望著。過了一會,鄧穎超說:“只好都帶走嘛!”
  近40年後,82歲的趙煒向記者講述了她目睹的這一幕。
  “什麼《鄧穎超日記》,你說是不是胡扯、荒謬鄧大姐這麼有黨性,怎麼可能會寫那種日記我在她身邊獃了27年,沒見她寫過一頁日記!有些人就是為了藉此攻擊總理!”曾任全國政協副秘書長的趙煒有些激動地說。
  周恩來的衛士、後任中共中央警衛局副局長的高振普同樣告訴記者:“我們後來清理他們倆的遺物,沒有看到任何日記。”
  所謂的《鄧穎超日記》,早在8年前周恩來逝世30周年時,時任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室務委員、第二編研部主任,現任周恩來、鄧穎超研究中心主任的廖心文就聽說了。她告訴記者,她當時特意向據稱啟封了日記的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求證,對方明確否認了這一說法。而消息中提到的另一個單位“中央理論研究室”,根本不存在。
  今年2月4日是鄧穎超誕辰110周年,日記之說卷土重來,更加添枝加葉,如說到周恩來向鄧穎超傾吐了自己一生的若干遺憾云云。在生命的最後歲月,周恩來確實惦記著幾件心事,但絕非如“日記”所說的那樣。
  “鄧大姐表現得和平時一模一樣”
  1972年5月12日,周恩來的尿常規中第一次檢驗出4個紅細胞。醫生馬上向鄧穎超報告,並跟她共同商量了說服周恩來進行尿液複檢而不讓他起疑心的辦法。
  副衛士長張樹迎和衛士高振普負責協助醫療組留尿樣。高振普記得,有一次他們陪同周恩來去廣州,還在當地買了一個暖水片送尿樣回北京。
  隨著尿常規中紅細胞的逐步增加,一段時間後,經京津滬專家會診,由著名泌尿科專家吳階平任組長的周恩來醫療組向中共中央呈交了書面報告,稱其病情確診為“膀胱移行上皮細胞癌”,力陳及早治療的好處。
  按照黨內保健制度,凡是政治局委員以上領導人的治病方案,須經毛澤東批准後才能實施。根據中央文獻研究室出版的《毛澤東傳》和《周恩來傳》所載,毛澤東叮囑這件事對外要保密,並建議不要開刀。“開刀容易擴散,有危險,是否可通過中醫的方法,用中藥來控制病情”遵照指示,醫療組沒有將確診結果告訴周恩來。
  “總理心裡很清楚病情,我們也清楚。總理知道我們很清楚,我們也知道總理很清楚。但誰都沒有捅破。”高振普告訴記者。
  1973年1月13日清超通宵批閱文件後的周恩來出現全程血尿,這是他確診後發生的首次血尿。
  醫療組立即向中央寫了病情報告,同時採用內科保守療法維持,又勉強地拖了一段時間。
  3月10日,經中央批准,周恩來終於在玉泉山進行了第一次膀胱鏡檢查和電灼術治療。鄧穎超陪同前往。
  雖然鄧穎超從來沒有透露過,但此時西花廳的工作人員私下都已知道了,周恩來得了重症。“鄧大姐表現得和平時一模一樣,無論表情還是動作,都沒有表露出什麼。”趙煒不禁感嘆,鄧穎超做地下黨工作出身,自製力遠非常人可比。
  這次手術後,周恩來只休息了兩周,便返回了西花廳。因工作繁忙,後續治療斷斷續續。
  當年10月的一個晚上,周恩來再次出現血尿,惡性腫瘤複發。1974年3月12日,他做了第二次膀胱鏡檢查和電灼術治療,但效果極不理想,病癥很快又複發了。
  1974年6月,周恩來終於住進瞭解放軍305醫院。這一去,他再也沒能回到西花廳。
  手術室前突然要“伍豪事件”的材料
  1975年9月20日,周恩來要進行第四次大手術。
  鄧穎超一早就到了醫院。留在西花廳的趙煒突然接到高振普的電話,說周恩來要看關於“伍豪事件”的文件,讓她趕緊把記錄稿送到醫院。她愣了愣,不知道周恩來為什麼在這種時刻忽然想起這份文件。
  1932年2月,上海《申報》刊登了一則《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伍豪是周恩來曾用過的筆名)。啟事系國民黨特務偽造,三天后在上海的中共地下黨就設法在該報刊登了闢謠啟事,1942年延安整風時再次得到澄清。但是,1967年5月,紅衛兵從舊報紙上看到此事後上報,江青等人又開始借題發揮。
  鄧穎超將西花廳工作人員全部召到一起,包括秘書、衛士、服務員、司機和廚師都來了。她介紹了“伍豪事件”的經過,要秘書趙茂峰從北京圖書館借出1931年和1932年間上海出版的幾種報紙,查找關於此事的原始資料。
  工作人員不分晝夜地翻報紙。舊報紙堆在一起有一人高,而且是豎版,找起來很是困難。但最終,他們從《申報》上找到了這兩則啟事的原件。
  周恩來讓趙煒請來新華社的攝影師錢嗣傑,將這兩張舊報紙一一拍照留證。1967年5月19日,他親筆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說明情況。毛澤東沒有表態,只簡單批示:“送林彪同志閱後,交文革小組各同志閱,存。”
  1972年6月23日,毛澤東讓周恩來在“批林批孔”整風彙報會上講一講“伍豪事件”,周恩來作了題為《關於國民黨造謠污衊地登載所謂伍豪啟事真相》的報告。報告由中央辦公廳秘書局會議處做了錄音,並根據錄音整理出了文字記錄。
  根據毛澤東和中央政治局的決定,會議記錄將由周恩來簽字,之後錄音、文字記錄和所有相關資料將存入中央檔案館,併發給各省市自治區和各大軍區黨委存檔。
  但不知道為什麼,周恩來看完了會議記錄稿後,卻一直沒有簽字。記錄稿就在周恩來的辦公室里保存起來。  (原標題:鄧穎超:為了周恩來的最後心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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